我，名校毕业生，买不起上海的房，回到县里当公务员，现在后悔了

（我，名校毕业生，买不起上海的房，回到县里当公务员，现在后悔了）

　　

“你有编制吗？”

　　

“五险一金交齐了吗？”

　　

“城里有几套房啊？”

　　

27岁的大超已经记不清，这是他第几次遭遇“诛心”的审判。

　　

这些问题，几乎成了他每回相亲的必答题。而当对方听到否定答案后，都会笑而不语，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。

　　

而在县城，像大超这样的年轻人，不在少数。

　　

没有体面的工作，没有过人的技能，没有殷实的家境，没有出头的机会，唯一的安慰就是生活成本低，离家近，可以心安理得的躺平，不必担心被饿死。

　　

　　

（图源《江湖儿女》剧照）

　　

全中国共有2000余个县城，这一个个千姿百态的小城，是乡村的尽头，城市的起点。

　　

成长于此的年轻人，在面对未来时，或许，内心都曾抛掷过一枚硬币。

　　

硬币的一面写有“大城市”，另一面标着“小县城”。

　　

对于他们而言，一面是无限的可能，一面是安定的保障，一面是未知的航向，一面又是可见的前方。

　　

人民智库曾做过一项调查，数据赫然揭开了这枚硬币两面的朝向。在16至40岁的县城青年中，有近八成回答：

　　

“我选择去大城市。”

　　

而那些选择留在县城的年轻人，他们的生活真的如世俗标签上定义的那般，安逸，自由，抑或单调，俗气？

　　

体制

　　

有人说，县城的职业只有两种，体制内与其他。

　　

大超对此高举双手。他相亲不顺，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，他的职业属于“其他”。

　　

当年，在济南读完大专后，大超曾短暂地在三个选项之间纠结过，去北京闯荡，留济南打拼，以及回老家安居。

　　

但，面对一无学历，二无技艺，三无家底的现状，大超最终还是决定顺“命”而为，回到位于河北的家乡县城。

　　

起初，大超没有花费心力去找工作，而是直接进到亲戚的汽修厂打工。

　　

因经常与机油和车灰打交道，他总是满身污渍。几次站在镜子前，他都不禁对自己心生嫌弃。

　　

这样的一个人，又怎会被女孩青睐？

　　

　　

仅仅干了几个月，大超便离开汽修厂，重新找了一份车险销售的工作。

　　

虽然这份工作也是从底层做起，但大超却觉得颇有荣光，因为，他终于穿上体面的西装和皮鞋。

　　

直到他第一次相亲失败，这种满足感开始一点一点黯淡下去。连续几位姑娘皆因他没有一份“正经”工作而中断联系。

　　

在县城，什么才算“正经”工作？大超已经不止一次地从那些女孩口中得到解答。

　　

公务员，或有事业编制的职员、教师和医生。

　　

频遭打击后，大超不得不正视摆在他眼前的现实，想在这里生活平顺，“体制”才是那道最关键的“护身符”。

　　

永远都捧不上“铁饭碗”的大超，如今时常反问自己，他的出口到底在哪里。

　　

有了“体制”的加冕，县城的年轻人就可以安稳度日了吗？

　　

　　

在体制内生活了十年的彭涛却说，如果时间能倒回，他宁愿留在大城市再搏一次。

　　

曾经，顶着名校毕业生的光环，彭涛通过校招，顺利进入上海一家金融机构，从事法务工作。

　　

但，意气风发的理想很快在灰头土脸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。

　　

白天，他要与一群人中龙凤明暗较量。夜晚，他还要回到仅有8平米，且终日不见阳光的出租屋里，与几位陌生人争抢着炉灶和马桶。

　　

当无休止的加班、挤地铁和常年湿哒哒的床单缠成一团乱麻时，彭涛逃回了老家，一个位于山东中部的小县城。

　　

居家复习半年后，他成功上岸，成为一名基层公务员。

　　

彭涛说的不再是夹着外文的普通话，而是最地道的粗语方言，他每天面对的，也不再是心高气盛的精英白领，而是朴实无华的百姓群众。

　　

　　

体制内的工作庞杂又琐碎，疫情之下，单位对他们的职责要求亦是愈加严格。

　　

清心、悠闲、安全感，这种词语已然和当今语境下的县城公务员毫无关联。

　　

整日穿梭于乡镇村落之间，粗粝的黄土慢慢磨平彭涛的锐气。他时不时地怀念那个曾经立志要在上海出人头地的自己。

　　

庸庸碌碌的小城生活，或许，只有一件事，能带给彭涛些许安慰。

　　

见识

　　

回到县城的第二年，彭涛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

　　

房子位于城郊新开发地段，120平米，总房价不到百万。在父母的帮衬下，他交完首付，每月房贷也在可承受范围之内，日子过得还算宽裕。

　　

交房那天，彭涛站在4米宽的落地窗前，感受着阳光肆无忌惮地冲进房内，一眼望去，楼宇之间郁郁葱葱的绿化带几欲把他的视线填满。

　　

那一刻，彭涛忍不住感叹，若在上海，他恐怕一辈子都住不进这样的房子。

　　

县城仿佛一个按钮，一键就可以为这里的年轻人开启人生快车道。

　　

买房，结婚，生子，彭涛必经的人生步骤，在短短5年内，一气呵成。

　　

如今，彭涛已经适应了这种无风无浪的小城节奏。工作繁忙加之疫情不断，两岁半的女儿还未到过市区以外的地方。

　　

平日，他带女儿最常去的，就是县城里的人工湖公园。看看喷泉，喂喂小鱼，在湖边的沙地上光脚跑一跑，小家伙就高兴得笑不停。

　　

　　

通常在这个时候，彭涛的悔恨情绪会达到顶峰。在他的朋友圈里，他经常看到那些留在上海的老朋友经常带着他们的孩子打卡，包括外滩、水族馆和迪士尼乐园。

　　

而这些场景，女儿却只能在书上看到。

　　

这才是扎进彭涛心里的那根刺，他深知自己从小县城一路闯进大城市有多艰难。可是现在，他的下一代又回到了他最初的起点。

　　

在资源与见识的洼地里，女儿只有付出更多的汗水，才有可能追上那些大城市孩子的脚步。

　　

无独有偶，在西南小县城生活了33年的艾琦与彭涛有着相同的遗憾与担忧。

　　

艾琦的人生好像和小城粘住似的，就连上大学，她也只是去到20公里以外的市区。

　　

毕业后，艾琦回县城小学任教，便再未离开这里。几十年不曾变样的楼房与街道，她早已熟悉至闭着眼都能走到要去的地方。

　　

　　

工作以外，艾琦的业余生活单薄得好似药片外的那层糖衣，一下就化没了。刷手机，带孩子，偶尔聚个餐，即是全部。

　　

她很少逛商场，里面的东西显然更符合中老年人的品位。她也不常看电影，县城仅有的那家影院，座椅总是泛着一股恼人的霉味。

　　

在艾琦看来，短视频和“码长城”，才是周围人的主流精神活动。

　　

她曾经尝试邀请班上的家长组建读书会，然而，两期过后，到场人数便所剩无几，最终，共同读书这件事也不了了之。

　　

艾琦想过辞职，她想带孩子去一个“文化友好”的环境里成长，有随时可去的书店，随时可听的讲座，随时可看的展览。

　　

但，常常第二天，她又会为自己找出各种放弃的理由，然后走上和昨天相同的道路。

　　

艾琦说，县城就像一个鸟笼，而她这只“笼中鸟”，早已丧失飞出去的能力和勇气。

　　

机会

　　

自我成长这件事，在县城年轻人的身上，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命题。

　　

如艾琦所言，在有限的空间里求生存，往往越简单越容易自洽。县城的天花板踮一踮脚就能够到，“长”得太快，反而被压制。

　　

作为一名英语老师，艾琦考过口译，试着学习过小语种，可惜，她都半途而废。因为，她实在找不到所谓的“驱动力”。

　　

即便学有所成，在这个没有一家外企的小城里，又有何用武之地？

　　

　　

有劲无处使，是很多县城年轻人共有的感觉。

　　

东北姑娘许禾麦将其形容为“在一个四周铺满钉子的狭小空间里跳广场舞”。

　　

许禾麦属于“被迫回归”。已经在大连站稳脚跟的她，在听到母亲患癌的那一刻，立马打包了所有行李，驱车一夜，回到600公里以外的老家县城。

　　

回来后，禾麦的生活主题便仅剩“求职”和“抗癌”两个索引词。

　　

别人“求职”，重点在于“职”的选定，她的“求职”，难关却是“求”的历程。

　　

禾麦曾是一名电视新闻编导，她希望能继续做老本行。

　　

于是，在父亲的带领下，禾麦提着大小不一的礼盒，硬着头皮拜访了一位又一位的叔叔和阿姨后，当即拿到“通关证”，一路绿灯入职县广播电视局。

　　

县电视台只有两个频道，一个频道全天播放抗战剧或家庭剧，另一个频道尚有两档自制节目，每日新闻和民生帮办。

　　

禾麦的第一份工作，就是跟着调解员和摄影师去解决一起邻里纠纷事件。

　　

得知她要以记者的身份出镜，禾麦特意提前一晚去修剪了头发，第二天又早早起床化了精致的职业妆。

　　

原以为，她会以足够优秀的业务能力左边博得右边开门红。谁知，她的专业竟成了一个笑话。

　　

镜头里，昏暗杂乱的楼梯间中央，相向而立的两家人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吵得不可开交，而禾麦却被要求在此时出镜，向观众介绍现场情况。

　　

抑扬顿挫的播音腔，配上鸡飞狗跳的骂街声，整个画面看上去，割裂又荒诞。

　　

之后，禾麦几番“上书”，结合自己在大连时的工作经验，提交了多份节目改进建议。

　　

但，无一采纳。领导笑容和善地告诉她三个字：行不通。

　　

禾麦始终无解，“行不通”的意思究竟是什么。但，她越来越笃定的是，在这些同事们的潜意识中，“舒适圈”之外，再无天地。

　　

除了“别人”的世界。

　　

进入电视台不到半年，前前后后替禾麦“操心”终身大事的人足以站满一个篮球场。

　　

毕竟，在周围人眼里，30岁还未婚的女生属实“异类”。

　　

然而，一圈相亲局下来，心气甚高的禾麦却沮丧地发现，即使有才有貌，自己仍不免沦为县城婚姻市场的“剩余商品”。

　　

　　

（图源《征婚启事》剧照）

　　

体制内的“三好”男青年早已被更年轻的女孩“瓜分殆尽”，层次低的又难以和她有共同语言。

　　

她在“高不成，低不就”的夹缝里，任人评论，任人挑拣。

　　

就在同事准备给她介绍一位二婚男人时，禾麦彻底崩溃了。

　　

此后久久，她都陷在困顿、迷茫和无助泥沼里，难以抽身。

　　

她不明白，为何独立的自我，纯粹的事业，适宜的爱情，在县城这片土壤中，生存得竟如此艰难。

　　

自救

　　

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。

　　

后续是，这些年轻人都拿到了一本“自救指南”。

　　

前不久，大超所在的县城刚刚经历了一次疫情的席卷。做起抗疫志愿者工作的大超，在连轴转了三个星期后，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。

　　

等这波疫情结束，他要组建一支公益汽车服务救援队，为灾情中的驾驶员，义务提供修车或救援服务。

　　

大超说，一个人的能量传递，是不会受到地域限制的。

　　

被“能量”点燃的，还有彭涛，他难得在朋友圈“高调”了一把。

　　

几天前，彭涛作为优秀基层干部，接受了市电视台的采访。看到出现在电视里的爸爸，女儿一个劲儿地指着大喊：

　　

“看，我爸爸，我爸爸！”

　　

彭涛拍下女儿胖乎乎的小手，并配文“今日打卡，电视画面一日游”。

　　

望着女儿脸上浮现出的骄傲神情，他感觉心里的遗憾在慢慢稀释。

　　

让自己活成孩子的榜样，这难道不是她成长中最无与伦比的“见识”吗？

　　

艾琦决定，继续把家长读书会做下去。她花费了几天时间，把小学生身上常见的教育痛点列在一份长长的清单上。

　　

她希望带着这些家长用读书的方式寻找“解药”。她想，等“药”起效了，他们自然就会不请自来。

　　

艾琦时常借用节目中听来的一句台词，为自己打气：

　　

“再坚持一下吧，万一是对的呢？”

　　

听到母亲复诊结果的那一瞬间，许禾麦倏地一下落泪了。

　　

经过一年多的“抗癌”战斗，母亲的病情终于得到有效控制。

　　

从医院回家的路上，禾麦随手打开了车上的收音机。令人不安的新闻消息，一条接着一条地放出来。

　　

战争、意外、疫情。

　　

快到家门口时，坐在后座的妈妈似刻意似闲聊地自顾自说道：

　　

“前两天看了一篇文章，好喜欢里面的一句话，‘世界总是兵荒马乱，还好有你在我身边’。”

　　

那一刻，禾麦突然找到了自己留在这里的意义。

　　

　　

人生总在取舍之间一路前行，相伴而来的，是希望与幻灭的交替，丰盈与贫瘠的轮回，我们都在其中沉沦，挣扎，蜕变，觉醒。

　　

不管留在小县城，还是去往大城市，每一个选择，都逃不过“围城定律”。

　　

所以，拼尽全力地，活在当下，就是最好的选择。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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